2026年9月11日晚，由北京广问律师事务所与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广问国际经贸沙龙第二十四期”顺利举行。本次沙龙以“欧盟经贸政策动向：2026 Bruegel年会综述”为主题，围绕2026 Bruegel年会所反映的欧盟经济与贸易政策变化、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及WTO改革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沙龙由北京广问律师事务所主任管健律师主持，杨国华教授接续主持，邀请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EUI）杨昆灏作主题分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盟法研究室叶斌主任与谈，并进行了开放互动讨论。

一、主讲环节

杨昆灏关于“欧盟经贸政策动向：2026 Bruegel年会综述”的专题分享

杨昆灏首先介绍了Bruegel（布鲁盖尔）智库及2026 Bruegel年会。Bruegel是欧洲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政策智库。2026 Bruegel年会于9月2日至3日举行，围绕美欧关系、中国、欧盟防务、单一市场和气候政策等议题展开讨论。从近年来年会议题的变化看，Bruegel的关注重点逐渐从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能源价格等危机应对，延伸至新一届欧委会为应对内外环境变化所面临的政策选择。

杨昆灏介绍，在2026 Bruegel年会开场对谈中，西班牙政府第一副首相、经济、贸易和商业部部长卡洛斯·奎尔波（Carlos Cuerpo）认为“经济不安全感”日益成为观察和理解当前欧洲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的重要切入点。面对气候灾害、产业调整、就业变化以及国际贸易摩擦等多重外部因素，奎尔波认为，欧洲提高生产率并非单纯为了缩小同美国和中国的差距，而是为了维系自身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福利国家体系。对于福利国家的作用，奎尔波认为，并非寻求阻止失业、产业调整等变化发生，而是在变化发生后为个人提供安全保障，以减轻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冲击。

随后，杨昆灏重点介绍了2026 Bruegel年会的贸易政策专场。贸易专场由Bruegel高级研究员、欧委会贸易总司前司长伊格纳西奥·加西亚·贝尔塞罗（Ignacio García Bercero）主持，讨论主题是“自贸协定之外的欧洲贸易政策：在中美之外，欧洲还可以做什么？”。

欧委会贸易与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迪特·尤尔·约恩森（Ditte Juul Jørgensen）、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Bernd Lange）等提出，随着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不断扩张，欧盟贸易政策的关注重点正转向如何将现有FTA框架，拓展至经济安全、供应链多元化、数字贸易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除了双边合作，约恩森等还提出欧盟将通过诸边方式开展对外合作。特别是在供应链、关键矿产和经济安全等具体领域，欧盟将加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伙伴”（Like-minded partners）和“可信赖的伙伴”（Trusted partners）的合作。朗格提出所谓“民主国家俱乐部”的概念，希望在碳边境调节机制、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和绿色转型等领域与印度等国家寻求合作。

对于欧盟与CPTPP的关系，新西兰驻WTO大使、WTO总理事会主席克莱尔·凯莉（Clare Kelly）提出，欧盟直接加入CPTPP并非务实选择，但双方可以在具体规则和议题上加强对话。

WTO改革是贸易政策专场的另一项重点议题。主持人贝尔塞罗认为，未来两至三年是推进WTO改革议程的重要窗口期，各方可以尝试在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等领域推进诸边合作。考虑到美国在安全例外、中国在产业政策和补贴等重大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WTO改革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对于所谓“对华贸易失衡”问题，有嘉宾认为，贸易政策本身无法解决汇率、国内需求等更深层次的宏观经济问题。

杨昆灏还简要介绍了2026 Bruegel年会关于欧洲投资环境的讨论。参加企业投资专场的企业代表认为，欧洲并不缺乏人才和创新能力，但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较慢，单一市场内部仍存在制度碎片化，融资、破产和监管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发展。

结合上述讨论，杨昆灏认为，欧盟基础条约所规定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及其体现的欧洲价值观是欧盟经济社会政策选择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与此同时，欧盟贸易政策所辐射的议题还在不断扩展，从环境、人权进一步延伸到经济安全等领域。中欧之间虽然在贸易失衡、产业政策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但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等具体议题上仍有合作空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TIC）也为双方继续寻找具体合作议题提供了重要渠道。

二、与谈环节

叶斌主任围绕中欧WTO改革合作与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与谈

杨昆灏分享结束后，叶斌主任结合近期在欧洲参加相关研讨的情况，介绍了中欧学界围绕WTO改革和TIC开展交流的进展。

叶斌主任回顾了今年5月底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的“共识之寻——全球失序时代中欧经济关系”国际研讨会上围绕WTO改革进行的讨论。他指出，中欧学者虽然在产业政策、关键原材料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但在WTO改革的一些问题上也发现了相通之处，并形成了继续推动学者和智库对话的意愿。在他看来，这类学者和智库之间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二轨对话性质，也为随后中欧经贸关系的进一步交流作了一定铺垫。

围绕TIC下设的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WTO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叶斌主任认为，不同议题的性质并不相同。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中的部分问题可以继续在双边层面磋商，而贸易失衡背后涉及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等系统性问题，仅靠双边机制难以解决，可以考虑通过WTO改革将部分双边关切带入多边规则讨论。

叶斌主任进一步提出，欧盟近年来出台的外国补贴审查、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国际采购工具等单边立法，涉及投资、政府采购和经济安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部分新加坡议题的欧盟单边版本。与其仅从现有WTO规则出发批评这些措施，不如研究能否将相关问题重新纳入多边框架，并以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原则回应中国企业对歧视性待遇的关切。

对于企业直接面对欧盟机构调查所产生的压力，叶斌主任还提到欧盟法的不当域外管辖问题。他认为，如果有关事项形成多边规则，相关争议可以更多通过DSU或MPIA等政府间争端解决机制处理。同时，欧方关注的透明度要求也可以转化为成员政府承担的规则义务，减少企业直接承担的信息披露压力。

谈到EUI研讨会的情况时，叶斌主任介绍了欧方专家对上述设想的反馈。其中，EUI教授伯纳德·霍克曼（Bernard Hoekman）首先关注中方能否接受以欧盟现有规则为基础讨论新的WTO议题；EUI荣休教授恩斯特-乌尔里希·彼得斯曼（Ernst-Ulrich Petersmann）则建议进一步考虑人工智能等新议题。叶斌主任认为，欧方专家的反馈与他此前的预期有所不同。他原本更担心欧方是否接受这一设想，但现场首先出现的问题反而是中方能否接受，表明欧方对于将相关议题带入多边框架并不排斥，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中方的接受程度。

谈及布鲁塞尔ECIPE智库研讨会的情况，叶斌主任转述了部分与会专家的观点。其中，VVGB创始合伙人埃德温·费米尔斯特（Edwin Vermulst）认为，改善欧中贸易平衡不应主要依靠限制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更应推动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叶斌主任由此联系到此前中欧围绕医疗器械问题交涉时，中方曾提出讨论双边政府采购安排而欧方未予接续。他认为，既然此次欧方专家也从扩大欧洲产品对华出口的角度提出政府采购问题，这一领域可能成为TIC下可以继续推进并争取具体成果的议题。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国际法教授、MPIA仲裁员约斯特·鲍威林（Joost Pauwelyn）则更强调眼前问题的紧迫性，认为会上讨论的许多议题未必能够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卢先堃教授则指出，MPIA目前获得的WTO行政和财政支持仍显不足，建议在制度运行上进一步向DSU靠近，增强其行政和财政支撑。

叶斌主任还转述了布鲁塞尔研讨中对于当前形势变化的不同解释。The Capitol Forum贸易记者乔安娜·索平斯卡（Joanna Sopinska）更倾向于从中欧贸易失衡持续扩大来解释TIC为何在今年得以推进；叶斌主任此前则将这一变化更多归因于特朗普关税带来的冲击，认为美国关税政策促使欧盟作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

三、讨论环节

与会嘉宾围绕欧盟法治及欧盟法研究作进一步讨论

在随后的开放讨论中，杨国华教授结合杨昆灏的分享谈到研究欧洲的意义。他认为，在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受到冲击的背景下，欧盟仍然具有鲜明的法治特征。欧盟本身建立在成员国条约基础之上，社会市场经济、法治等原则也直接写入欧盟基础条约，因此理解欧盟的经贸政策，不能脱离其条约、机构和法律制度。

杨国华教授进一步提出，欧盟一体化也为观察现代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特殊样本。他以康德关于永久和平和世界主义的讨论为参照，认为欧盟通过条约和法治组织国家间关系的实践，具有值得持续研究的意义。杨昆灏补充认为，理解欧盟具体法律规则，还需要关注规则背后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不同机构和社会主体共同影响欧洲在具体政策和法律问题上的选择。

关于欧盟法研究，叶斌主任认为，首先需要掌握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等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欧盟立法程序和权能划分。欧盟在不同领域具有专属权能、共享权能等不同安排，这些制度基础直接影响贸易、投资等具体领域的法律问题。他同时推荐了其参与翻译的保罗·克雷格（Paul Craig）与格兰妮·德布尔卡（Gráinne de Búrca）合著的经典欧盟法教材，认为该书可以作为理解欧盟机构和立法制度的工具书。

叶斌主任还建议从现实问题进入欧盟法研究。工业政策、外国投资审查、网络安全、碳边境调节、数据保护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都有大量现实议题，可以从具体问题入手，进一步追溯其机构权限、立法程序以及与既有欧盟法和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关系。

杨国华教授对此补充指出，学习既可以从体系出发，也可以从问题出发。对于初学者而言，可以先从一个现实问题入手，在研究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进入欧盟的条约、机构和立法体系，并由此带出更完整的体系性认识；之后回到《欧洲联盟条约》（TEU）、《欧洲联盟运行条约》（TFEU）等基础文本，也可以带着问题进行阅读。

四、会议总结

本次沙龙从2026 Bruegel年会切入，讨论了当前欧盟经贸政策中较为突出的变化。经济安全、供应链、产业政策、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不断进入贸易政策，同时社会市场经济、法治以及欧盟自身的制度结构仍然影响其政策选择。

中欧在贸易失衡、产业政策和投资监管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为双方继续处理具体问题提供了新的渠道，WTO改革则为部分系统性分歧进入多边规则讨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政府采购等议题能否在TIC下形成具体成果，产业补贴、国有企业和经济安全等问题能否进一步进入WTO改革议程，将是观察下一阶段中欧经贸关系的重要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