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19日下午，“广问国际经贸沙龙第二期：拜登政府经贸政策回顾”顺利举办，北京广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管健主持本次沙龙。本次沙龙有幸邀请到多位长期深耕国际经贸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回顾拜登政府时期经贸政策，聚焦拜登政府近期发布的文件，分享拜登政府时期中国问题的见解。

作为本次国际经贸沙龙的引导发言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国华教授首先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2024年12月到2025年1月发布的十个报告文件进行了时间顺序上的梳理。杨国华认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戴琪执政四年在最后的一个半月中发布了大量可以予以借鉴的报告，对于我们针对美国政府经贸政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具有非常重大的参考价值。

本次沙龙的与谈嘉宾、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教授余敏友提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工作总结报告，其中特别强调了“印太战略”对于保障美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意义。沙利文的“印太战略”不仅强化了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而且通过经济贸易协定，另外增加了经济同盟和技术同盟关系，拉近了盟友之间的关系，未来这将会给中国施加更大的竞争压力。余敏友认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很有可能巩固贸易壁垒，进一步对中国形成系统性贸易压力，因此应当引起我们的特殊注意。

本次沙龙的与谈嘉宾、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专家、原商务部世贸司司长洪晓东更加系统地对于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研究并对美国未来四年的贸易政策提出了看法。

首先，洪晓东对于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整体上的评价，认为拜登政府对外延续了特朗普政府1.0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内强调再制造业化、工人优先和安全优先。其次，洪晓东指出在拜登政府提出的多个议题中，大部分针对中国，如海运物流、造船业、非市场经济地位等，体现了美国抛弃多边治理，使用双边谈判和关税措施处理贸易伙伴关系的政策倾向。拜登政府还强调工人优先政策、劳工保护和快速反应机制以及保障美国公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此外，拜登政府认为疫情、战争和经济胁迫等因素可能导致供应链的中断，因此重视提高供应链的韧性，强调“内循环”和“友岸外包”。最后，洪晓东提出了下一步的可能应对措施：第一，美国“工人优先”的政策将会延续，可以在规则和实操层面关注美国工人优先的要求，同时注重美墨加协定的劳工保护和快速反应机制的研究。第二，拜登政府针对中国提案中的部分议题会可能被特朗普政府2.0延续，因此应当应深入研究美国贸易议程，为未来潜在的贸易摩擦做准备。第三，双边和多边两个渠道共同应对，利用美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缺失来寻找新的机遇。

本次沙龙的与谈嘉宾、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建国分析了拜登政府经贸政策的特点和思想来源，并且对特朗普2.0时代的经贸政策做出了预测，以及给出中国的应对方案。

胡建国首先指出，拜登政府经贸政策以经济手段塑造未来的国际经贸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1.0的政策，并可能被特朗普2.0继续跟进。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基于价值观、基于安全和结盟应对中国的经贸政策战略，也可以从其国家安全顾问、贸易代表等官员的观点中被侧面印证。随后，胡建国分析了拜登政府经贸政策的特点，包括目标多元性和战略性、手段科学性、核心抓手多样性、限制性而非自由化，并提示中国应该对传统经贸政策做出创新性解读以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对于特朗普2.0时代的经贸政策，他预测，特朗普政府可能会维持拜登时期实施的贸易限制，跟进实施拜登经贸政策的遗产；但是可能会放弃结盟政策并重回孤立主义，并且继续提高贸易壁垒，重回激进的交易型贸易政策。最后，胡建国指出，面对特朗普2.0时代，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呼吁各方遵守WTO规则，在尽量避免欧盟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经贸政策转向太块的同时，给予美国以规则压力；其次，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以欧盟等主要伙伴展开以市场导向自由化为导向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合作；最后，探索更新新时代的国际经贸规则，在多边的框架下解决时代的问题。

本次沙龙的与谈嘉宾、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彭俊，从法律实务从业者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彭俊认为，美中关系在未来难以缓和，因为中国正处于发展上升期，其做大经济蛋糕的需求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的核心利益发生冲突。然而，对中国而言，尽管前行的道路充满挑战，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贸易战在所难免，但中国有能力找到自身的优势主场。从长远来看，中国依然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

本次沙龙的与谈嘉宾、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磊，结合美国对华海运、物流和造船行业301调查，分享了拜登政府是如何加强国际贸易救济规则的立法和执法。

首先，就立法层面，拜登政府加强贸易救济立法的举措包括减少调查门槛、提高执法效率、缩短程序时限等，但部分提案仍停留在参议院，未获全面推进。同时，美国贸易规则也在发生重要变化。其次，就执法层面，美国加强市场经济国和非市场经济国企业的关联性调查，更改替代国选择标准，从“人均收入”改为“GDP”水平，以提高贸易救济调查的针对性。在301调查中，美国在原产地认定时只用“实质性改变”标准，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就美国对华海运、物流和造船行业301调查而言，孙磊指出本次调查是更加具有针对性，且不具备历史逻辑支撑的。从程序上，孙磊分析，美国301调查程序在此次案例中表现出三个显著特点：议员提前干预定调，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在未完成登记程序的情况下直接参与听证会，并率先发言；联邦海事委员会首先反对，认为其作为美国海运行业主管机关更适合处理相关问题，但其随后撤回了反对意见，并未参与后续听证，这一行为可能表明内部协调或压力的存在；本次听证会仅限于事实认定部分，明确排除讨论可能的贸易措施，这可能是为了保留更多的谈判空间，符合301调查作为谈判工具的特性。从实体问题上，本次调查聚焦三个方面：第一是涉及航运、物流和相关基础设施（如信息系统）的政府控制，包括股权政策、工会劳工安排，以及政策干预（如去库存政策）；第二，调查确认了中国政府在航运和造船行业中的补贴行为，包括部分上市公司财报中反映的直接补贴；第三，美国声称中国在全球航运行业的主导地位可能威胁其国家安全，已经超出了301调查通常关注的贸易公平问题，将其拓展到安全领域。如果美国采取对中国船征税的措施，将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中国造的船不一定是中国人所有，中国船不一定运送中国，且造船和航运业具有国际影响，超出了中美之间的双边问题范畴。最后，孙磊指出，美国将中国航运行业的崛起归因于美国航运行业的衰退是毫无逻辑的，因为美国航运业的全球份额下降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中国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则是在21世纪初，时间顺序上存在颠倒，逻辑难以成立。